前些天跟肖楠胡扯的时候，提出了一个理论，证明男人在结婚后出轨是一个非常正常、理性、大概率的行为。楠子认为有必要加大对出轨男人的惩罚力度，例如增加其在离婚问题上的损失，以此使得男人不敢于出轨。我当时没有觉出什么，后来终于又提出一个理论，就是单纯的增大男人在离婚上成本或者损失，反而是造成男人道德败坏的重要诱因——不知道理论的出发点是大男人主义呢，还是纯粹的经济学，嘿嘿！

    下面就对离婚成本和男人道德败坏进行分析。实际上，这理论是从西班牙启蒙经济学理论中引申出来的。卡巴卢斯于1792年写成的《卡塔斯》中认为，离婚是解决当事人效用减少的唯一办法。加里.贝克尔（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）指出，“婚姻包含一个契约，该契约以有限的手段保护特殊的妇女不被她们的丈夫抛弃、忽视和其他虐待。”从传统上看，婚姻是出于对女性在生理、心理上的保护，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说，婚姻是出于结合的净收益高于其他选择的净收益。因此，男性对于婚姻具有效用比较的特点，即会倾向于选择效用最大化的方式。

    但是，婚姻不是价值恒定的，是变化的，就像固定资产一样，随着时间的变化，可能出现贬值的问题。这时候男性出于保持原有效用或者效用最大化，就不得不采取措施，离婚并选择新的结合方式是保持效用的一种形式（当然，对固定资产进行重复投资也是一种办法，但是却要求双方都对维持婚姻保持积极态度，并且风险较高）。

    离婚必然要面对离婚成本，这就包括：离婚所需的时间、离婚的影响波及面、离婚判决时对于男方的财产分割情况等等（这里暂时不考虑孩子归属，因为这就涉及第三方了）。如果离婚时间过长、影响面太广、男方经济损失过大，则离婚成本就很高了。离婚成本过高，即再结合的收益低于离婚成本，可以限制男性的离婚选择，但是却会引发另一问题——离婚的替代品问题。

    所谓的离婚的替代品，是指在不离婚的情况下，保持离婚后效用的生活方式，说得再实际点，就是可以采用寻找情人、包二奶等出轨的方式来替代离婚。这些方式显然是不能公开进行的，但是却是难于被发现和管理的，也就说监督成本很高的。因此，男性可以通过这些方式来替代离婚，而女性却难于对这种行为进行发现并给与适当的惩罚。

    换个角度，我们可以把离婚看作市场中企业退出，在市场中过高的退出成本或者壁垒是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的，会引发企业的非法行为或者低效行为。完善有效的市场机制要求企业可以自由退出，同样的道理，保持高效用高价值的婚姻要求可以自由结合分离。表面上，提升男性的离婚成本可以使男性不敢随便解约，但是却使得这个契约低效并诱使男性寻找替代品，最终受到损失的是女性；而较低的离婚成本，可以使得男人选择新的婚姻，因为这毕竟是合法、正大的方式，对于风险规避者来说，是倾向性较大的选择。

    卡巴卢斯指出，在西班牙离婚管制下（教会不允许解除婚姻），“通奸到处盛行而不受惩罚：当没有堕落和卖淫时，夫妻的分居或不和则是与之相伴的罪恶”（1792，p.236）。从现在的角度看，包二奶、小蜜成风，寻情人成为时尚，除了原有道德缺位外，不能不说与离婚成本过高有着一定关系。

    其实这个道理也很简单，如果男人没有心思去维护感情了，与其咬牙切齿让男人付出代价，死活不肯让男人另寻新欢，其实倒还真不如倒退一步，让他随去随走好了，因为留下来反而会引发他的道德败坏，自己实际效用其实也没有任何的增长，这是双输的结局。话又说回来了，这个分析同样适合女性在婚姻上的道德败坏，这里不说只是因为还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。

附：对于对男人出轨是正常、理性、大概率行为的证明。

    用经济学的话说，婚姻就是一种契约、一种合同，契约双方都应当能从婚姻中获取收益，同时为婚姻支付一定的义务，男人出轨其实就是单方面的违约，因此女方有权利也有资格指责男人的不对——因为你违约了嘛，合同上写得清清楚楚！

    但是，有一个问题忽视了，就是女方潜在违约或者合同本身的贬值问题：当一个女性因为种种原因已经偏离了男方的需求，婚姻已经缺少了激情和在一起的必要。其实这种婚姻实际上不能为双方提供更多的收益，或者对于男方已经不存在收益的可能，站在男方的角度，这样的合同事实实际上已经不存在。在经济中面对这样的合同我们会怎么样？一般来说，单方面解除合同的人反而不会受到太多的指责，甚至没有指责，但是在感情中我们却要受到指责——这就说明，婚姻这个特殊合同中存在道德惩罚机制。实际上，从制度角度上来说，一个纯粹以道德来约束的制度或者契约是低效的，合同双方可能面临着道德风险，加之违约后续约的概率很大（男人离婚后还是容易结婚），因此男人出轨就成为概率极高的正常行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