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日本，《火》、《垂》二片被剪为一集，取名为《西太后》，更是轰动了日本的大街小巷。日本人，尤其是日本妇女，一遍又一遍地排队观看，我扮演的西太后形象一时布满了世界的许多角落。

        一下子变得更加热闹非凡。

　　有人带信给我，他的在美国的朋友请他联络，只要能与我见一面可以出一百万美元；

　　美国、法国的大学给我奖学金，请我去美国、法国读书；

　　有朋友鼓励我去海外定居；

　　有人提出条件，只要我能名义上是他的女朋友，每个月陪他吃几次饭，一年给我一千万港元；

　　我的朋友劝我时常去海外走走，只要随便走动一下富豪们会纷纷送钱给我，出去一次收几十万美金是闭着眼睛的事；

　　我总是收到从国外寄来的礼物：衣服、化妆品、首饰之类……

　　香港有报纸开玩笑说：“看来刘晓庆不能随便开口说话，只要一说话就会收到她要的东西……”这是指有一次香港记者去北京访问我，问我现在怎么样？我说还好。只是很苦恼不能上街，有人围观。在屋里呆着没有电视，很寂寞。这篇讲话被登在报纸上。过不了多久，一台二十英寸的电视机就从香港寄到了北京。后来又有一次香港记者访问我，问我平时打不打麻将？我说正在学，兴趣很浓。几天后，收发室通知我去取包裹，打开一看是一副精致的麻将牌……

　　对这一切我全部都是一笑了之。东西收到也不言谢，打开用就是了。我目前存在的问题是钱和礼物不能解决的。

　　全国的报纸都在对《我的路》进行批判，我仍然在受到误解和攻击，除了生活作风问题外又成了“个人奋斗”的典型。

　　最苦恼的是，我没有房子住，成天东晃西逛我已经烦透了。总不能再说一句话登在报纸上，从香港给我寄栋房子来吧？钱也买不到房子。那时候没听说过房子还可以买。

　　北影厂曾给我分过房子。本来由于我对电影事业的贡献，要分给我一套房子，可全厂的人都提意见，说我就一个人，一个户口，厂里许多职工几代同堂……于是给我分了一间旧的屋子，和另一家人合住一个单元，共用一个厕所和厨房，理由是这样好有人“看着我”，防止我干环事。

　　就这间可以“看着我”使我“改邪归正”的房子，由于我去出外景没有及时搬进去，回来时就已经被人撬开锁住进去了。住我房子的那家人我至今没有与他们见过面，只听说是三代同堂的北影老工人。本来厂里说可以把他们赶出去，我一想起自己没有房子流离失所的苦衷就说算了吧。一个人毕竟好办，人家一家几口不能到外面去喝西北风。

　　讨论来讨论去，厂里决定把一套一直争执不下悬而未决的房子借给我住几个月。厂领导一再向我强调说只是“借”。我说：“哎。”“先暂时住几个月，等你结了婚再说。”厂领导接着安慰我。“行，结了婚再说。”我答应着。

　　结了婚再说？什么时候结婚？到哪里去结婚？跟谁结婚呢？

　　在离婚前，原以为反正追求我的人排成队，离了婚想结婚随便挑一个就是，谁知道等离了婚打起灯笼一看，才不是那么回事。

　　首先，整个社会离婚率太低。离婚率低得根本谈不到选择。在那个时候，像我这样敢于离婚的简直凤毛麟角。没有结过婚的男人都是些楞头青。想要有男朋友只有在结了婚的男人中间找。

　　开始时我并不在乎，世界上每个人都有爱和被爱的权利，不管对方结婚没结婚总之我们公平竞争。反正我不喜欢婚姻，也不想再结婚了。既然不想结婚我也不要对方离婚，在一起开心就很好。

　　报纸上又在开展批判家庭里第三者插足，报纸总是这么忙碌，不停地批判这批判那。赶快检查一遍自己，觉得严格说来还不算是第三者，我又不想要别人的老公。

　　日子一长，问题来了。我总得偷偷摸摸，在人面前要假装正派，纯洁，就像没有那回事一样，很累。另外，一到过年过节或是生病什么的重要日子，对方一定不在你的身边，而是与他的老婆孩子在一起，这根本违背了我的凡事光明磊落、我行我素的个性。我心里开始不平衡。

　　于是向对方提出要他们离婚的问题。

　　你猜怎么着？别看他们爱我爱得好像如醉如痴，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握在掌心里怕飞了，为了我敢上九天揽月、敢下五洋捉鳖，哪怕是赴汤蹈火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惜，可他们就是不敢为我离婚。

　　没有人为我去离婚。尽管我如花似玉、柔情万种，尽管我聪慧、善解人意、年轻美貌并且有名。没有用。离婚太复杂了。他们害怕并且也会在这相当于死一条命的离婚大战中间失去声誉，失去前途，失去一切，然后再失去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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